王學斌

　　文明如江河，從一線清溪漸成澎湃巨浪，時而靜水流深、波瀾不驚，時而奔騰浩蕩、沛然莫御，終匯聚為承載世代人類智慧的生命之流。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煉出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其中“連續性”居于首位，“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突出的連續性是中華文明最為鮮明且最為基礎的特質。進而言之，歷史的連續性并非僅指線性維度上的連綿不絕，實際上具有極為廣泛而深刻的含義，且與其他四大突出特性相輔相成、融為一體。

　　獨特的地理氣候是中華文明突出連續性的自然基礎

　　“文明”大致可概括為某一特定的人類集群，或者指該人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任何一種文明的誕生與發展及其自身特質的形成，都必須依托一定的地理空間和氣候條件。就目前研究的共識，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區域是中原地區。遠古時代，中原地貌多為稀疏草原，地理格局大致除了覆蓋野草、低矮灌木、喬木外，別無太多大型植被，只需采用較為簡易的石器、骨器或木制工具，便能進行地表清除，進而有助于人類對野生植物的馴化與種植。農業便在距今10000年前誕生于此。與此同時，中原地區的氣候條件也頗為獨特。這一片幅員遼闊的平坦區域，在遠古年均降水量有600—900毫米，符合英國學者湯因比的文明史研究觀點，這是一種總體上挑戰性適度的自然環境。

　　舉目整個歐亞大陸，中華文明也頗占優勢。一方面，西北的戈壁與山脈將其他族群隔絕在外，東面的滔滔大海在當時是任何外族不可跨越的天塹，中原不會面臨類似兩河流域、古埃及、希臘那樣的頻繁戰爭。另一方面，不光是黃河流域，中國境內的長江、淮河、海河、珠江等流域間并不明顯阻隔，只要技術條件允許，可以實現內部互通，中華文明的發展始終體現出既葆有各地區自身特色，又能在小異之上頗見大同之復雜情形。這種地理條件不僅對于出現先進生產力極為有利，同時對于華夏大地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整合也十分有利，使得華夏以中原為樞紐，早早就實現了政治統一，促使國家與社會治理達到了較高水準。中華文明于此廣闊的搖籃中可久可大。

　　穩定的空間規模是中華文明突出連續性的生長保障

　　正是基于文明的早熟與政治統一的實現，從五帝時代單一制的邦國到夏商周三代多元一體復合制的王朝國家，再到秦漢至明清的以郡縣制為機制的“中央—郡縣”一元化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中國于距今數千年前就底定了疆域的基本規模，為中華文明的穩中有變、改易更新提供至為關鍵的空間保障。

　　同時，縱觀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較為明確的疆域規模也孕育了非常鮮明的治國理念——“大一統”思想。《楚辭·天問》有云“焉有虬龍，負熊以游”，炎族的圖騰龍背負黃族圖騰熊出行，說明兩族已高度融合，“炎黃子孫”遂為中華民族大一統之象征。進入商周時代，禮樂文明逐漸發達，為“大一統”思想的孕育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礎，《詩經》里面所宣揚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最生動的體現。降至春秋戰國，周王室衰落，禮壞樂崩，諸侯林立，天下苦亂久矣，反而催生了“大一統”思想的發展。《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這是“大一統”三字的最早出處。最終，由崇尚法治的秦國完成了統一大業，秦始皇廢分封、設郡縣，書同文、車同軌，為2000多年的中央集權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基礎——官僚制與郡縣制。自西漢武帝將“大一統”納入其構建王朝治理的實踐后，對于我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可以說歷朝無一不將之貫通于治道的因革損益與治術的進退消長之中。在如此長時段的歷史變遷中，在中原民族與邊疆民族反復的雙向碰撞和互動中，“大一統”思想不斷被賦予新內涵。

　　文明江河川流不息，“大一統”貫穿始終，延續不輟，代有遞嬗。雖然具體的政治制度不斷更迭，但其背后蘊含的制度精神內核之一的“大一統”思想卻不曾泯滅，這也成為我們維系和理解歷史連續性的古代中國制度遺產依據。總之，“大一統”傳統早已躍出政治實體視域，升華為一種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中華民族共有的歷史記憶，熔鑄于中國人的心里和行動中，內化為中華民族內心強大的文化信仰和政治使命。

　　厚重的文化積累是中華文明突出連續性的內在支撐

　　一個文明能夠從不斷裂、歷久彌新，其中決定連續性的深層次原因必與既有的文化密切相關。換言之，同一個國家“不斷裂”狀態的維持，一是其國民的人類遺傳基因延續不輟，二是其國家文化基因世代傳承。中國文化基因，指的是保證中華文明綿延5000多年不曾斷裂、屢經沖擊嬗變不脫底色、固本培元且又與時俱進、開放包容、樂與他者交流的基本文化因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所指出的，中國“思想文化體現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在生產生活中形成和傳承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等，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核心文化基因的形塑凝聚，憑借的是漫長文明演進中思想文化的積累。從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到隋唐佛學、儒釋道合流、宋明理學，中華文明經歷了數個學術思想繁榮時期。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產生了儒、釋、道、墨、名、法、陰陽、農、雜、兵等各家學說，涌現了老子、孔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韓愈、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康有為、梁啟超、魯迅等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化遺產。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治國理政智慧。比如親仁善鄰、協和萬邦是中華文明一貫的處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華文明鮮明的價值導向，革故鼎新、與時俱進是中華文明永恒的精神氣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華文明內在的生存理念，等等。這些為古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諸多本質不變而內容常新的文化基因，構筑了中華民族世世代代所認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中國人的信仰體系與精神世界因之綿延恒久。

　　深沉的歷史精神是中華文明突出連續性的核心品格

　　中華民族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歷史的民族”，特別重視對自身歷史的傳承與借鑒，具有濃厚深沉的歷史意識。所謂歷史意識，即人類在綿延的歷史過程中，將自身的存在依賴于歷史，且自身受到歷史委托的一種自覺，并在這一過程中追問人類存在的意義，甚至追問歷史過程中本身的意義。

　　愈是久遠厚重的歷史積淀，愈能激發強烈高遠的歷史意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中國歷史的特質：一來持久，從未斷裂；二來變化，流動不居。歷代前賢討論本國史，都善于在持久中觸摸其變化的脈搏、在變化中緊盯其持久的痕跡，貴在“求其久”，重在“察其變”。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撰寫巨著《史記》，便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懸結為心中至高之目標。自此歷代王朝但凡定鼎中原，都不忘編修前朝之史，2000多年來前后接力，終形成蔚為大觀的《二十四史》。

　　同時，中華民族又深切理解“鑒古知今”之要義所在，如北宋名臣司馬光發奮沉潛19載，“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編纂成皇皇巨制《資治通鑒》，旨在“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中華民族通過持續不懈的歷史書寫，賦予了本來單純時間維度的中國歷史無盡的政治和人文意義。賦予意義，既是記錄歷史，又是解釋歷史，更是在創造歷史。歷史意識的持續深化，即創生出歷史精神。孟子言：“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回顧歷史，過往的一切都化入典籍、遺跡與記憶之中，有的隱而不彰，悄然成為今天的一部分。可以預見的是，今天正在發生的一切，還要繼續化，融于未來的“歷史”與“現實”里面。這個“化”，始終貫穿過去、現在與未來，其中蘊含的要義就稱為“神”，也就是歷史精神。我們關注歷史，除卻具體的人、事與制外，更要注重把握歷史背后獨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這無疑是中華文明里面最為內核的層次。正因為堅守此歷史精神，中華民族在數千年風雨前行中，可以超乎于千山萬壑之外、卓立于文明厄難之上，以守常而待變，故如松柏常青，自信自強。

　　中國共產黨自建立起，就特別注重對自身歷史和世界歷史的研究與比較，秉持著文明思維看待整個人類發展的進程。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傳承與弘揚中國歷史精神，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這是把握中國之所以為中國，歷史連續性為何源遠流長，為何只有中國共產黨可以承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重任的關鍵理據。

　　南宋文學家楊萬里有一首題為《桂源鋪》的千古佳句，該詩風格質樸然哲理深邃，來形容中華文明的5000多年演進歷程，似再恰當不過。我們的偉大文明在起源之初，所面臨的即“萬山不許一溪奔”的繁難境遇，祖先們代代自強不息、攜手奮斗，與無數個風險和挑戰交戰交鋒，那景象真的是“攔得溪聲日夜喧”。經歷了百轉千回的文明困厄，穿越過險象環生的歷史三峽，我們今天終能夠“到得前頭山腳盡”，逐漸遠望到未來中華文明“堂堂溪水出前村”的宏大盛景。中華文明這條奔流了5000多年的萬古江河，必然會在新的時代連續不斷、濤聲依舊。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中國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中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