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偉然

　　最近20多年來，數字技術的發展可以算是史學研究領域面臨的前所未有的變化。其中，歷史地理學受到的影響更為明顯，其在史學研究變化中也起到關鍵作用。

　　經典的中國史學研究一向重視地理對于治史的輔助作用。鄧廣銘曾倡導以年代、目錄、職官、地理為治史四鑰匙。陳寅恪無論分析政治利益集團，還是考察典章制度、討論社會文化思潮，都很自覺地引入地域這一先天性限制因素，地域、空間已成為他史學研究中行之有效的思維工具。錢穆也是如此，曾出版《史記地名考》《古史地理論叢》等討論歷史地理問題的專著。

　　在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當中，地理是史部之一類。同時，中國古人治地理之學，喜歡定性描述，并不喜歡做數理分析。班固修《漢書·地理志》，明明收集到很多統計資料，但硬是將各種數據拆散，重編成以郡縣為綱目的敘述性文獻。這一做法為后世所繼承。雖然早在西晉裴秀就提出以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為“制圖六體”，強調地圖繪制的數理基礎，但在清康熙以前，一直沒有出現全國性的實測地圖。古代各種交通里程數據，基本上是以估算為基礎的。可以說，中國古代地理學者講究的是用數據，而不唯數據。“史地不分家”的傳統與這一治學思想不無關系。

　　近代以后，新式學術體制建立，仍以地理為名的這門學問已非傳統之舊，而是借鑒西方，以“天文地理”（數理地理）為基礎、以“地文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為架構的新式學問。中國傳統的地理之學被改稱為“沿革地理”，而后被改造為歷史地理。民國時期，不少大學將歷史與地理合在一起辦史地系。但此時受到現代科學訓練的地理學者，注重采用野外實習和定量分析方法，史地便出現分家之勢。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地理學曾效仿蘇聯，未受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際地理學界的計量革命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理學迅速跟上國際潮流，并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進入大數據時代。時至今日，無論數據產出還是分析處理，以及各種新技術手段的應用、新研究領域的開發，史地兩個學科都出現了明顯的分野與區別。介于二者之間的歷史地理學，恰好可以起到橋梁的作用。

　　中國歷史地理學脫胎于傳統沿革地理，從它與地理學的關系看，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50年代以前，基本上屬于沿革地理階段。雖然1934年就出現了專門的學術團體“禹貢學會”，發行了《禹貢》半月刊，但當時的研究者不需要經過地理學訓練，只要有一定的空間意識，運用常規史料分析考辨手段就能把問題解決。20世紀50年代中葉以后，歷史地理學開始向現代科學體系演進。隨著地理學理論方法的引入，研究者需要懂得地球表層演化的科學原理，以此為指導提出問題，然后運用史料加以分析和解釋。這一時期，歷史地理學獲得空前發展，得益于深度的史地交叉融合，現代歷史地理學學科架構迅速構建起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歷史地理學對現代地理學的訴求僅限于科學原理和基本工作思路，至于具體解決問題的方法，仍以傳統文獻描述為主。此后，歷史地理學進入第三階段，即大數據時代。

　　相比于現代地理學，歷史地理學的數據規模顯然難以相提并論。不過較之于以往的歷史地理研究，數據增量已經不可以道里計。其中，資料的可得性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些原藏于海外、民間以及各公藏機構的大宗史料不斷面世，很多史料可以通過網絡便利地獲取。因此，資料范圍較之過去大大擴展，數據資源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此時歷史地理學要取資于地理學的，就不僅包括科學原理，還有在新技術條件下的研究手段和技術路線，甚至還有新的問題形態和提問方式。

　　這里面存在一個問題。對待數據，地理學和歷史學存在著天然的不同。地理學的目標是把空間差異講清楚。為了精準，不得不運用大量數據。其所用數據，絕大部分不需要自己去生產，至少不需要手工生產。而歷史學的本質是人文，它的論證講史料。史料首要的問題不是數量，而是真偽——這史料是怎么產生出來的，說明了什么？然后才是對它的提取和利用問題。去偽存真，盡量采用接近第一手的史料，才會贏得認可。若是一味地堆砌史料，往往不被接受。因此，從史料中進行數據提取，有不少學者是相當抗拒的。他們覺得史料很難量化，量化后貌似精確，實則失真。只有文字描述才能“柔軟”地貼近歷史事實。這種看法當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絕對化。

　　數據提取是有邊界的。數字人文的目的是要更好地為人文研究服務，而非消解傳統人文研究。因此，將史料提取成數據，只能針對可量化的內容。落實到具體的操作層面，重建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應該是當務之急。地理環境包括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歷史時期的自然地理環境以氣候、地貌最為重要，而人文地理環境則以政區為基礎。前輩學者將地理作為治史四鑰匙之一，其實主要指的是沿革地理，重點是為了弄通歷史地名變遷。研讀史料，一定要清楚它具體的時空位置。史料所系的具體空間是靠歷史地名來定位的。如果不了解其準確含義，對史料的理解便難免失真。

　　在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出版之前，關于歷代地理沿革一直缺乏準確可用的參考書。地圖集的問世給學界帶來了極大便利，然而因為它對每個朝代只復原了一兩個年份的行政建置，如果想了解的情況跟書中該朝代的標準年不重合，就不得不自行爬梳原始資料。作為一套紙質書，它的篇幅不可能無限增加。對每個朝代只復原一兩個年份，就已厚達八冊之多，不可能將歷史上每個年份的行政建置都畫出來。這一難題，到了數字化時代便迎刃而解。2001年開始，復旦史地所與哈佛大學合作研發的“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項目，利用數據庫和計算機自動制圖，將中國歷史政區變遷的復原精度推進到逐年的水平，解決了將《中國歷史地圖集》在時間軸上圖層加密而篇幅會失控的問題。當然，數字技術提供的福利遠不止于此，它的可擴展性、局部修訂的便利程度，都是過去所難以比擬的。

　　從表面上看，CHGIS系統反映的是歷代政區變遷，事實上，它可以構建整個中華文明發展的時空坐標系統。以此為基礎，將各種專題數據加載上去，就可以方便地制作各種專題地圖，復原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正因如此，2016年CHGIS項目完成后，復旦史地所又啟動了“中國歷史地理信息平臺”建設，在CHGIS系統的基礎上，將一些專題數據庫整合起來。該平臺已于2021年正式開放。雖然目前內容還不十分豐富，但基本框架已經構建起來。

　　到目前為止，GIS和數字技術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歷史地理的學科面貌。其表現至少有三點：其一，研究精度大大地提升了。以最基礎的政區為例，現在的政區時空數據不僅可以提升到逐年水平，時間序列上一直可延伸至當代，而且政區研究的尺度也有所下移。《中國歷史地圖集》復原的主要是縣級以上政區，縣在圖面上都是作為點來處理。在CHGIS系統中，已經重建出1911年的縣界。就是說，縣不再是被當作點，而已經可以作為一個區域來對待。諸如此類的精度提升在其他專題領域也程度不同地有所體現。其二，不少專題研究的問題形態發生了轉變。例如歷史城市地理，以往討論較多的是城市選址、布局、城墻城門等較為宏闊的問題，現在的討論已延伸至土地利用、人文空間以及城市內部肌理。其三，很多單位推出了較大型的歷史地圖集，這些圖集或表現專題，或表現地區，或表現斷代，多是通過數字技術來表達的，同時也開發了不少數據平臺。就是說，歷史地理數據積累總體上已經達到了相當可觀的規模。

　　這些數字化成果擴大了歷史地理學的輻射力，也密切了歷史地理與相關學科的關系。當然，歷史地理學也面臨著困難和挑戰。其中最大的困難是數據生產。雖然未來也許有應用遙感、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進行數據提取的可能，但目前數據產出主要還是靠人工，要研究者從史料中去挖掘、考證、分析、判斷。不妨說，歷史地理學的很多研究就是一個自己生產數據的過程。這樣的產出效率偏低，但在很多專題領域似乎很難有更便捷的辦法。此外，由于資料密度的差異，所能復原的地理環境在不同時代的精度有較大差異。近現代的復原可以做到很精細；中古以前精度無疑要下降很多。有些問題可能確實無解，而有些可能只是還未想到合理的技術路徑，這就需要不斷加強多學科互動，通過各種途徑不斷接近目標。

　　（作者：張偉然，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