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慶峰

　　隨著全球科技競爭的焦點日益聚焦于基礎研究領域，掌握基礎研究的前沿優勢已成為決定國家發展主動權的關鍵因素。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鼓勵開展高風險、高價值基礎研究。基礎研究往往伴隨著極高的不確定性，但其蘊含的創新潛力與社會經濟價值卻不可估量，是引領科技躍升、奠定社會經濟長遠發展的重要基石，一旦研究成功，將會促進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成果的競相涌現。當前科研實踐中，追求低風險、短期收益的項目仍占多數，真正投身于高風險、高價值的基礎研究者為數不多，這進一步凸顯了鼓勵此類研究的迫切性與重要性。

　　高風險、高價值基礎研究是指那些涉及基礎未知領域和復雜問題，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挑戰性，但一旦取得突破，能夠帶來顛覆性創新和重大科學發現的研究，國際上一般稱為高風險高回報（HRHR）研究。比如，《美國競爭法案》指出，科研機構應支持高風險高回報的基礎研究項目來促進美國創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2021年5月發布了《促進HRHR研究的有效政策》報告，并歸納了其特點，包括著力理解或支持解決科學、技術或社會挑戰，努力變革科學、技術或社會范式，具有高度新穎性，具有無法實現目標的高風險，也具有對科學、技術或社會產生巨大變革性影響的潛力。

　　基礎研究一般具有三個典型特征：原創性，研究成果提出了全新的科學理論或技術方法，甚至能夠顛覆或變革現有科學思想和科研范式；不確定性，研究過程以及結果成功與否難以預測，具有較高失敗風險，同時也孕育著無限可能性；長期性，通常需要多年的持續探索積累，厚積薄發，越重大的突破，孕育時間可能越長。因此，基礎研究常與高風險高收益研究或變革性研究關聯起來。這類研究往往能夠推動原創性、顛覆性的科技創新，催生重大技術突破和產業變革，具有極高的科學價值和社會經濟價值。

　　如何有效破解支持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是一個世界難題，世界科技強國都試圖通過資助高風險、高價值基礎研究來孕育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比如，美國在1953年專門成立了“致力于組織和資助戰略性新技術研發”的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該機構資助變革性技術創新的兩個經典案例是全球定位系統（GPS）和互聯網（Internet）。其后，又分別于2021年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新設高級健康研究計劃局，2023年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新設技術、創新與合作局，以加強高風險導向型技術研究。除了美國，日本、歐洲等其他國家和地區對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的重視程度也顯著提高，紛紛加快了相關資助管理機制的探索，加大對創新性強、風險性高、處于研究早期階段的基礎研究項目支持力度，尤其注重跨學科合作和青年人才培養。

　　我國基礎研究總體呈現積極態勢。投入持續增長，政府與企業對基礎研究的重視程度日益提升。例如，2024年中央本級科技支出預算安排達到3708.28億元，其中基礎研究支出979.8億元，增長13.1%。競爭力不斷提升，《中國基礎研究競爭力報告2024》顯示，我國基礎研究競爭力逐步增強，在農業科學、生態與環境科學、地球科學等多個領域取得顯著成果，并在一些重要科研前沿領域實現突破。重大科研成果不斷涌現，如集成電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領域取得重要進展。科研設施不斷完善，比如，包括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中微子實驗裝置、全超導托卡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等在內的世界級大科學設施群，為科學家開展基礎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撐。政策支持不斷加強，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來支持基礎研究，包括加強“從0到1”基礎研究工作方案等。還建立了有層次、成體系的基礎研究資助制度，在有組織科研、人才評價、科研環境等軟環境建設方面也取得了顯著進展。

　　當然，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不能盲目樂觀。對標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要求，我國基礎研究的短板依舊突出。比如，投入方面，對原創性研究的資助力度仍顯不足、持續性不夠、結構不合理。政府投入占主導，企業參與較少，且長期穩定投入占比低，過多競爭導向的科研資源分配方式不利于基礎研究的深入和持續開展。資助機制上，符合原創性、顛覆性技術特點的項目遴選和資助管理標準有待完善。人才隊伍建設方面，有世界影響力的科學家群體還不夠多。青年科研人員收入偏低，容易造成人才流失。評價機制上，現行制度偏重量化考核，對原創性研究激勵不足，導致科研人員更傾向于選擇低風險、易出成果的研究。科研生態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科研工作的自由度和開放性，不利于激發原創性研究的活力。

　　當前，我國基礎研究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轉型期，正在努力實現從奮力追趕到前沿引領的換擋提質，迫切需要新的科研戰略思維、新的科研組織模式。鼓勵開展高風險、高價值基礎研究，就是鼓勵在原創、前沿、顛覆上下功夫，突破跟跑—并跑—領跑的路徑依賴和思維慣性。為此，在國家創新體系的層面，一是堅持守正創新，堅持突出原創的目標導向，持之以恒加強基礎研究，建立鼓勵原創的科技創新體系和高效協調的科研組織模式。二是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營造有利于原始創新的科研生態。在資助管理層面，對多數前沿科學家而言，只有少數同行甚或根本沒有同行，原創性發現很難被第一時間識別，科學資助機構要制定針對性的評議準則或評審制度來甄別原創性研究，同時采取多樣、互補的資助項目和資助方式。完善非共識項目資助機制，探索建立有利于開展高風險、高價值基礎研究的新型評議制度或新型資助機構。建立“以人為本”的長周期支持機制，完善科研經費“包干制”，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基礎研究，長期穩定支持一批能夠攻堅世界科技難題的基礎研究人才。

　　（作者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