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寅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中華大地各民族浸潤數千年中華文明、經歷長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締造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進程中形成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必須立足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加快形成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話語體系、理論體系”。史料體系是歷史學的基石，為話語體系、理論體系的構建提供重要支撐。在中華文明綿延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產生了大量以不同形式、不同語言文字記錄的各種文獻，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構建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有助于深入探究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道理、學理、哲理，揭示中華民族內在凝聚力和發展動力，闡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與繁榮的促進作用，解決相關領域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思想理論和話語體系所左右的問題，從而推出更多立足中國歷史、解讀中國實踐、回答中國問題的原創性成果。

　　深入挖掘研究漢文史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的漢文字非常了不起，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漢文字的維系。”先秦時期的文獻中就出現了有關民族的記述，甲骨文、金文以及先秦諸子著述等包含著豐富的民族史資料。秦漢以來，隨著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及其對邊疆的開發，有關周邊民族的知識日漸豐富。《史記》將中華各民族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歷史書寫，開創了為少數民族撰寫傳記的體例。此后歷代相沿，“二十四史”中絕大多數都包含有關于少數民族的傳記，多民族歷史書寫的傳統在中國歷史著述中得到繼承和發展。另有大量有關邊疆民族史志的文獻，比較集中地保留了古代民族資料。此外，散見于方志、會要、文集、筆記、碑銘、譜牒中的各種民族史志資料也非常豐富。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地區也廣泛使用漢文。有些少數民族政權如遼、金、西夏、元、清等創有自己的文字，同時也廣泛使用漢文進行歷史書寫；有些邊疆少數民族主要使用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語言文字進行溝通，同時也將漢文作為重要的族際交流工具，在這個過程中也產生了大量的歷史資料。總體上看，漢文史料具有連續性、全面性等特點，時間上涵蓋中華民族各個歷史時期，地域上覆蓋包括中原與邊疆的廣大地區。要加強對這些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研究，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和中華民族認同。根據中國歷史演進的內在線索和自身特點，揭示中華民族發展的整體性與內在聯系性，呈現中國各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文明、共同譜寫中國歷史的進程，闡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基于長期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民族共同體，進而揭示出中華民族共同體凝聚發展的內在動力與發展規律。

　　深入挖掘研究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史料及域外歷史文獻。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開拓了遼闊的疆域，共同書寫了悠久的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也要重視對少數民族留下的歷史記述的挖掘研究。這些歷史資料既包括大量漢文資料，也包括大量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資料。其中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史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于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史料直接反映了邊疆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對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外，域外歷史文獻，如希臘語、拉丁語、波斯語、阿拉伯語等語言文獻，也保存有大量與中華民族歷史有關的記述，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樹立運用跨學科的視野和方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資料形式多樣、載體豐富。從形式上看，既包括官方檔案文獻、經典史著、地方史志，也包括個人筆記、詩文，還包括各種傳說、神話故事等。從載體上看，既有文字的，也有各種藝術作品、圖像資料等。因此，需要綜合運用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以科學、準確地整理、研究這些資料。歷史文獻的形成具有建構性的特點，反映了文獻書寫者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認知視角、書寫動機以及所處的時空背景、民族關系等。借助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對文獻資料進行考察與分析，不僅可以挖掘出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觀事實，還能解讀出歷史書寫行為之間的文化因素及認知差異，揭示中華民族發展的內在動力，以及文獻書寫中蘊含的中華民族認同，進而探索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動因、趨勢等，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研究走深走實。

　　（作者為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教授）